8月24日,美國最新的對華出口管制生效,華盛頓此次以“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問題為由,將中國7家與航空航天有關的實體列入其出口管制清單。這是拜登政府對華“科技脫鉤”的最新舉動。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不同,拜登上臺后大打“意識形態牌”,將美中之間的競爭定性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將意識形態融入對華科技戰、經貿戰、輿論戰,試圖打造一個又一個“意識形態隔離礅”,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然而,真正會被困住的并不是持續開放的中國,而是“心魔”難除的美國。

將“技術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化

“德國之聲”稱,把中國定義為美國頭號戰略對手后,華盛頓的全球戰略部署就圍繞中國展開。2021年2月,拜登上臺不到一個月時,曾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向其他與會國代表喊話,稱“我們必須共同為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做好準備”。他呼吁其他“民主國家”參與這項重要工作,稱華盛頓與其盟國以及伙伴國關系的持續和發展,源于和這些國家共享的“民主價值觀”。

在拜登所謂的“重要工作”中,將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24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相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注重科技競爭,認為科技是美國保持軍事和經濟優勢地位的關鍵。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技術民族主義”,即將技術領域定義為國家間斗爭的“戰場”,在華盛頓占了上風。美國對華“技術民族主義”的行動包括所謂“防御性”和“進攻性”舉措,其中進出口管制、出入境投資限制、電信和電子產品許可制度、金融制裁、技術交易規則等屬于前者,而增強美國自身技術實力的行動屬于后者。

美國對中國實施“技術民族主義”,是為了對華“技術脫鉤”,而“實體清單”等出口管制工具以及《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等法律文件,是美國建造對華技術壁壘、實施“科技脫鉤”的“利器”。

據《紐約時報》等美媒報道,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美國將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的速度遠超過將其他國家實體列入的速度。截至8月23日,華盛頓已將約600家中國實體列入該清單,其中110多家是自拜登上臺以來新增的。BBC則報道稱,去年6月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限制中美在先進材料、人工智能技術、量子計算等新興和基礎技術領域的合作。今年的《兩黨創新法案》更進一步,融合了去年6月參議院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以及眾議院今年2月通過的《芯片和科學法案》,是拜登上臺后在國會層面的主要對華政策方案。有美國議員披露,該法案將管制美國企業涉及高科技領域的海外投資,確保美國供應鏈“不受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的影響”。有研究機構預測,根據該法案,可能多達43%的美國對華投資將遭到審查。

除了限制美國企業和中國合作,美國還打造所謂“技術聯盟”,拉攏或者威逼其他國家不在尖端科研領域與中國合作,試圖編織對華技術封鎖網絡。在亞太地區,美國企圖聯合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建立“芯片四方聯盟”,并通過《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希望以此隔斷中國芯片產業與全球的聯系。在大西洋兩岸,美歐成立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計劃在關鍵技術和產品的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方面加強協調,防止“關鍵技術流入中國”。

把供應鏈和價值觀掛鉤

“不能依賴不符合我們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的外國。”2021年2月24日,也就是拜登上任約一個月后,他就簽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對稀土等四類關鍵產品以及國防等六大關鍵行業供應鏈的風險評估。《日本經濟新聞》稱,剛剛上臺的拜登政府已經開始著手調整支柱產業重要零部件的供應鏈,拜登的行政命令雖然沒有提及中國,但其實就是針對中國。

吳心伯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美國現在想要通過價值觀和地緣政治因素重塑全球供應鏈,把不符合華盛頓價值觀以及與美國地緣政治利益不相融的國家,比如中國,排除在供應鏈之外。除TCC以及《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外,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出的所謂“印太經濟框架”(IPEF)也是為達到上述目標采取的措施。美國希望借IPEF強化與日本、東南亞國家在貿易和供應鏈方面的合作,打造以“去中國化”為戰略目標的經濟聯盟。此外,美國日前推出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計劃,再加上去年6月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都是華盛頓在世界范圍內抗衡中國的舉措。

吳心伯表示,在多邊層面,美國還計劃通過對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改革以及邊緣化二十國集團等已有機制,在全球經濟領域排擠中國。媒體報道則顯示,在美國國內,華盛頓一邊限制本國企業在中國投資,一邊通過審查等將中國企業“趕出”美國市場,以此實現對華“貿易脫鉤”。前文所述的美國《兩黨創新法案》就是限制美企在華投資。另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近兩年來,美國借助《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不斷以“摘牌”威嚇中概股,目前已將160多家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列入預摘牌清單。文章稱,美國不愿意再讓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融資。

打輿論戰之前先妖魔化

意識形態差異一直都是美國進行對華輿論攻擊的重要原因。自冷戰以來,美國一直在將社會主義制度妖魔化,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在對華輿論戰中,美國媒體一直是“急先鋒”。《環球時報》記者發現,美國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往往習慣性地帶入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有時會從“有罪推定”的角度批判中國的政策。這種源于意識形態的對華批判,在俄烏軍事沖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集中爆發。

在涉及俄烏沖突的報道中,美國媒體忽視中國官方的立場,將中國描述為俄羅斯軍事行動的“知情者”和“支持者”,對中國進行抹黑與詆毀。在疫情期間,美媒報道中很少出現中國政府的聲音,更多的是引用匿名人士的話控訴中國“剝奪人權”。

除美媒之外,美國政府還加大對華輿論宣傳。美國國務院在其網站上提供政府會議備忘錄和重要講話等的中文翻譯,并指定工作人員撰寫有關美國的中文文章。

在中國被美國定義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多個部門還建立與中國有關的機構,招兵買馬,加大對中國的情報搜集。據美國Axios新聞網7月29日報道,眾議院當天提出一項兩黨《擴大中國教育和語言專業知識法案》,要求國務院雇用更多懂中國的人員,呼吁美國政府對“相關的語言、文化和地區”進行進一步投資,以有效地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美國國務院今年6月則表示,該部門計劃啟動“中國組”,以應對美國在21世紀“最重要地緣政治威脅”。去年2月,拜登宣布成立國防部中國專題小組,就“中國構成的挑戰”對國防部政策、項目和過程進行評估,并向防長提供行動建議。同年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創建一個新中心,專門負責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打擊所謂的中國“間諜”活動。

美國似乎是從各個層面做好了和中國進行激烈競爭的準備,然而這種競爭的“底色”是冷戰式對抗,當今世界早已不是冷戰時的樣子,美國顯然誤判了形勢。

“不能掉入美意識形態陷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5月26日在對華政策演講中聲稱,美國不尋求“將世界劃分為僵化的意識形態陣營”,不尋求與中國“脫鉤”。然而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卻與布林肯以及拜登等人的表態南轅北轍。為什么拜登政府熱衷于搞對華意識形態戰呢?

吳心伯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首先是因為民主黨慣于宣揚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其次,拜登政府要通過針對中國的法案,需要將這些法案放在中美戰略競爭、“意識形態戰”和“價值觀戰”的層次上,這樣才能爭取國內的政治支持,推動這些法案的通過;再次,在拉攏盟友方面,美國的一些歐洲和亞洲盟國看重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不愿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因此華盛頓必須強調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是價值觀以及兩種制度的競爭,以此要求盟國和伙伴國不能“見利忘義”。還有觀點認為,將美中競爭定義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容易讓人想到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對立,這種歷史類比能引起西方國家的民眾和政治人士的共鳴。

面對美國的意識形態攻擊,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李海東表示,一個有效途徑是塑造一個對中國有利的國際形勢,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與世界上最大多數的國家進行聯系,并且向世界廣泛表達我們的意圖,避免美國對中國意圖的歪曲解讀。此外,在外交中,中國不僅要做好發展中國家的工作,也要做好美國歐洲盟國的工作,使它們能夠客觀地認識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它們自身利益與中國之間的關系,這個工作需要技巧和耐心。

吳心伯則強調,中國不能陷入美國的“意識形態陷阱”,應該向世界表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本質是維護華盛頓的霸權地位,而不是兩個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要讓世界看到中美誰國家治理得更好。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也報道稱,很多人不同意拜登政府對美中競爭的定性,譴責華盛頓的做法會分裂世界。

除了通過意識形態拉攏西方國家外,美國政要今年以來還頻繁訪問非洲。華盛頓先后在5月和6月和東盟以及拉美國家舉行峰會。美國聲稱不會要求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區的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然而在實際行動中卻處處透露出相反的意思。有評論稱,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的一個特點是狂熱意識形態偏見包裝下的偽多邊主義,也就是通過激化區域紛爭和矛盾來與中國競爭。

這些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跟隨美國遏制中國發展?吳心伯稱,基于傳統的跨大西洋聯盟關系和歐美共同的價值觀,在對華問題上,歐洲國家配合美國的傾向比較明顯,比如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進行制裁。不過這些歐洲國家和中國沒有大的地緣政治沖突,為了保護本國利益,它們會與美國的對華戰略保持一定距離。對東盟國家來說,中國在經濟上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美國,因此它們不會在美國的壓力下選邊站。非洲和拉美近年來與中國的關系在持續深化。美國和東盟以及非洲地區國家發展關系,主要是為了打壓中國,而不是為了推進雙邊合作,因此這些地區的國家對配合美國對華政策興趣不大。(記者 鄭可 青木 李靜)